情理文化对法律的合理弥补

2019-09-18 admin

2017年7月18日,被告朱某江驾驶某小型轿车与陈某荣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致两车受损、电动自行车后座乘员陈某阳受伤。经公安机关认定,朱某江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陈某荣、陈某阳无责任。陈某阳的伤情经鉴定,意见为:陈某阳尚不构成残疾等级,其受伤后休息期限以300日为宜;护理期限以120日为宜;营养期限以90日为宜。2019年3月6日,陈某阳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赔偿医疗费等各项损失计91842.09元。其中,护理费计19600元。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陈某阳主张的陪读护理费是否应予支持。被告认为,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陈某阳伤后需护理的期限是伤后4个月,故该期间的护理费应予支持。但陈某阳主张的陪读护理费,因该费用发生于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的护理期之外,且原告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该项费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故不应认可。

原告反驳称: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的护理期限是120天,而原告伤后休息期限为300天,也即护理期满后原告仍不能进行正常活动,但该期间恰好是原告的上学期间,原告必须到校学习,因此由其爷爷每天陪读照料,直到2018年1月31日,因此原告主张该期间的护理费用符合实情,应当得到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一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那么,怎么理解和适用“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的法律规定呢?

司法实践中的习惯做法是,由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委托具有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对受害人的伤后护理期限进行评定,以此作为确定护理费损失的参考依据。但是,每一起案件既有共性,也有其特殊之处,本案就是个特例。而是否支持原告主张的陪读护理费,则取决于人民法院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如果机械地适用司法鉴定意见,仅支持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的护理期限内的护理费,虽然谈不上错误,但因此判决给人以法律冰冷的不良印象,容易造成法律文书情理缺失,社会效果明显不佳。

最终,法院审理认为,案涉各当事人对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的护理期限均无异议,该期间的护理费予以支持。司法鉴定意见书同时评定原告伤后需要休息的期限为300天。因此,前者已为后者所涵盖,在前者期限届满后原告仍然需要休息,尚不能如往常一样从事学业,然原告积极向上,坚持到校学习,其奋发上进之心跃然,应当予以褒扬。虑及原告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在其学习期间由家人进行必要的护理照顾应属合理,由此产生的护理费用应当认定为原告因案涉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为彰显司法的人文关怀和司法制度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弘扬正能量,对陪读护理费亦予支持。据此,判决由被告保险公司赔偿包括陪读护理费在内的各项损失66906.09元。

在我国法治实践中,情理对法律的实施一向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法律与情理之间的冲突问题也日渐突显,这是由于法律和情理本就有各自不同的属性和价值取向,但情理并非是一种主观价值判断,尤其在悠长的历史背景下,情理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民族法律文化的价值渊源,可以弥补现代法律的价值缺失。情理与法律在内涵上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像矛盾的两个方面,其中二者的冲突关系就是其对立面的体现。若能平衡法律与情理之间的关系,则有利于在实践个案中为事实与规范之间构建统一的桥梁。情理的运用对法治建设有利有弊,欲察其利弊,须先观其表现,究其原因,从实践问题出发才能给出实践意义,并客观准确地把握情理入法的限度,充分发挥情理的积极作用,使情理与法律互补互用,发挥所长。